[芯片产业联盟]《采取结盟战略孤立我们》之芯片产业

以下是《开聊》直播的精彩摘录。

一“我们确实欠了太多债”

主持人:芯片产业为什么这么重要?

何进:芯片是人类技术创新的皇冠,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 一是芯片技术的复杂性和精密性。 例如,今年下半年,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和三星的3纳米主流高性能芯片将量产,但细胞和大部分都有几十纳米。 从这个角度来看,芯片本身的尺度非常小,但结构非常精密。 可以在小面积上集成数百亿个亿单元的器件,

这确实是人类创新的最高杰作。 另一方面,今天我们人类刚刚进入智能时代,芯片技术和芯片产品的应用就像水银腹泻一样,无处不在。 今天有“无芯智慧”的说法。

无核区不可能走向智能新时代。 科技智能产品没有芯片就不存在,智能医疗智慧农业智能交通智能社区离不开芯片。 从这两个侧面来看,

芯片确实对我们非常重要。

王立夫:半导体产业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对半导体产业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简单的定性性质。 我们的芯片产业从设计制造封装突破了约万亿的规模。 世界是五万五千左右的数量级。 此外,我们的芯片产业迅速增长,约占20%。 芯片产业对就业拉动作用很大。 以前美国半导体协会和牛津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半导体产业的经济拉动乘数与一般科技行业相比约为6.7,其他统计行业的中位数约为3.7。 半导体行业每雇用一名工人,就间接支撑7个工作岗位。 另外,半导体行业还有共富效应。 该行业对学历要求较高,但1/5左右的岗位无需特别高学历。 这给阶层流动带来了共富效应的机会。

合作主持人杨健(海外一些国家近年来持续对国内的限制,此后围网逐渐开始收缩。 因为限制了可以进行先进制造工序的设备,然后限制了EDA工具,另外也限制了最新的半导体材料,所以可以说是有步骤的,一步一步地加码。 请两位嘉宾谈谈如何看他们的包围吗? 而且,我们国内的企业该如何调整以突破封锁?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更好的创新? 说白了,还没有办法斩断锁链的时候,怎么戴着锁链跳舞呢?

何进:目前我们在芯片产业链上设置的环节很多,产业链基本建立,但在设备和EDA上受到的影响很大。 我们占了世界一半以上的能力。 当然,这不是最高级的包装。 但总的来说,EDA目前受制于人,特别是在14纳米以下,我们没有完整的工具。 关键设备,据统计,国产替代的一个比例至少在3%以下。

王立夫:从近几年的事件来看,欧美对半导体的重视程度在逐渐提高。 因此,无论他们采取政治手段,还是采取结盟战略孤立我们,都是未来的常态。 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作为观察市场的人,其实能做的事情很少。 包括刚才何老师说的先进的EDA和其他设备,我们可能只能突破一个。 但是,这些都是花时间逐步做的。 我们要有耐心,也要尊重产业的客观规律。

何进:现在,从市场占有率来说,我们的芯片产业是两头小一头大。 在包装表面,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但核心设备依靠进口。 两头小,意味着设计和制造的份额比较低。 理想的状况是三头都平衡发展。

2000年以后,我们通过20多年的努力建立了整个芯片的产业链。 比较完善,但基础有点薄。 现在国家经济发展很大,对VC的投资也很多,政府对创业团队相当支持。 所以,芯片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基本上都有人在做,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国内以深圳为代表的终端市场,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产量都是世界第一,这样的市场需求也很好。 另外,在芯片的国产替代品方面,我们的追随能力很高,替代步骤正在加速。 但是我们的设计水平应该是中等的,设备和材料应该是中等的。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们确实欠了太多债。 一个是我们的基础研究水平,没有别人那么多年的积累。 二是我们的综合工业水平跟不上。 为什么不能做步进器呢? 实际上我们的工业水平落后于人,所以受制于人。 另外,目前芯片产业化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这几年,全国出现了2万多家与芯片相关的企业。 其中,跟风造成的浪费和批量生产规模问题,造成了大量的浪费,一地鸡毛的事情很多,有一系列这个烂尾工程,我们不用谈。

主持人:你为什么现在这么被动? 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呢?

王立夫:关键是设备这个东西是有限制的。 业界有段子。 几年后,中心国际将成为世界第三。 这几年后退到了世界第五左右。 不是我们没有前进,而是我们的成长也很快,但无可奈何对方可以说跑得更快。 因为在产业链和话语权获取资源的能力上,他们高于我们,体系建设也比较完善,有先发优势。 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实际问题。

主持人:人比我们跑得还快,我们怎么追呢?

何进:我觉得目前没有什么捷径,唯一的可能性是对人才培养做很多辅助攻击。 人才分为两个等级。 另一方面,我们要想办法大量培养人才,在数量基础上培养创新天才。

GPU

领先的NVIDIA,中国人是芯片行业的前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人在芯片领域从来不缺智慧和头脑。

因此,如何为我们使用人才,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这是应该在政府层面考虑的事情。 2020年前,我曾多次在深圳北京和青岛等地举办高端芯片论坛活动,邀请国际知名的蒋尚义博士马佐平院士等海外华人芯片专家回国讲座和交流,他们都是临时大方来到陆地的。 但是,很遗憾,我们没能保护他们,利用他们的建议和智慧。 这需要我们反思。 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的破事手段不仅是有钱,更重要的是如何活用人才,如何吸引人才。

第二,是刚才几位老师提到的发言权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经常为地方政府服务时经常遇到的问题。 像南方地方政府一样,由于产业发展得比较好,他们对产业有认识,包括领导班子在内,长期投资和学习的积淀很深。 但是,就像内陆城市一样,其实是有欠缺的。 因此,有必要从政策层面组建一些产业集群,在企业家学者产业家中建立常态化的运行机制。

第三,对于一些特殊性质的企业,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引领性平台性支撑性作用的企业,除了这些政策方面外,还应该进行点对点式的支持。 另外,还是要避免运动式的政策,避免领导人交替的政策是不可持续性的。

在这个产业层面,正如何老师之前提到的,我觉得通过组织外国专家行业专家企业专家产业专家,形成顾问委员会的形式,来理顺我们的企业和政府。 例如,在这个时间上,我们必须清楚哪些是需要长期耐心等待的,哪些是短期内可以克服的。 在国际上,我们要分清什么是必须和国际企业合作的,什么是必须完全自主的。 从这个市场属性来说,哪些可以通过市场化来解决,哪些需要通过政策导向和特殊手段来解决。

合作主持人杨健:这个行业的领军企业的高管中,有很多中国人。 另外,在国内很多科创板上市的公司里,也有很多美籍华人。 因此,这个行业的高水平人才可以说有非常多的中国人。 但反过来看,高水平人才这一本土半导体高水平人才其实还比较欠缺。 所以,如何召回海外人才,必须是一个好的环境。 而如何培养本土具有创新思维的高层次人才,那同样是回归国内教育环境,或者是各方面的策略,可能是问题的核心。 两人如何看待芯片领域人才短缺和人才培养问题?

何进:我在美国和中国的大学呆过,对我们现在的机制说两点。 第一,我们的科研项目,特别是芯片类科技项目,在人才培养上的经费投入比例与国外相差很大。 美国的科技项目培养多少硕士和博士生,这是一个硬性指标。 因此,他们把70%的钱花在别人身上是非常重要的。 国内过去70%的项目是买设备重要材料。 很久以前,我们就人的费用硬性规定不能超过15%。 这是个大问题。

然后请教授申请,公司再来支持。 这是主要类别,称为CORE

另一种是用户定义的形式。 如果程序好的话,2-3家公司直接支持,教授团队可以拿到项目并完成

这样的项目被称为定制

此外,在项目研发过程中,还将培养相应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这些学生在假期去出资的企业实习,带着研发成果去实现试用和改进。 此外,SRC公司还组成了若干专家评审团,每个项目至少有两家专家指导项目的进展。 然后,根据时间节点,审查一年的业务效果。 好的继续,坏的删除。

公司出钱的话,技术水平人才水平都会有回报。 我认为学校不从这些方面着手,免费培养人才,老师没有那样的义务。 其次,学生和你的产业结合也不紧密。 否则,学产研就有些皮了,做不好。

王立夫:在生态系统建设方面,中国芯片制造商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为什么美国的EDA工具使用得那么广泛呢? 或者,他们的设备为什么被那么多工程师使用呢? 一个原因是他们聚焦于备用工程师这个小组。 他们接受教育后,就在使用这个特定制造商的产品。 一旦这成为他们的工作,思维就会稳定下来,对这个产品的熟悉度粘性就会变好。 就像我们说要从娃娃抓起一样,从大学生抓起。 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 美国他们的生态确实很好。 现在,中国的芯片制造商最近也这样努力,将与学校合作。 但是,效果需要耐心等待。

四“在回到正常时代之前,我们需要修炼内功。 ”

合作主持人杨健:未来,对抗会成为常态吗?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巩固基础,等待世界的变化。 我觉得世界不会一直这样。 这是不可持续的。 人类最终是理性的智能生物。 不会一直昏厥。 如果有理性的声音,最终会闪耀,最终回归理性的轨道。 在那之前,我们必须练习内功。

所以,我个人对现在的产业感到担心和高兴。 以前出差和出租车师傅说话的时候,他开始和我谈高科技。 我真的很惊讶。 当前,全民科技意识逐渐觉醒至关重要。

我相信市场不会一直关闭。 事实上,中国真的不是想自己结束所有产业,而是想合作共赢,符合分配全人类利益和效率的领域。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要对高科技盲目狂热或过于悲观。 这还是全球化的时代,即使现在不是普通的时代,也可以看到全球分工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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