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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哪里可以练书法(如何评价翁同龢)

时间:2023-05-24 作者:admin666ss 点击:11次

今天给各位分享关于【马关哪里可以练书法】,以及【如何评价翁同龢】的知识点。如果您能从中获取启发,那就是我们开心的事了,现在开始吧!

马关哪里可以练书法,如何评价翁同龢?

翁同龢并不是一个故步自封而又虚幻矫饰的顽固守旧派。

1856年,翁同龢状元及第跻身政坛,开始了其40多年的宦海生涯,他是旧时代地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而他所处的时代,却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艰难过渡、由洋务思潮向维新思潮递相流转的重要时期。

对于兴起于19世纪60年的洋务思潮,翁同龢有他认识上逐步演化的一个过程,也即从最初漠视到后来重视的思想转变。

1867年,主持洋务的恭亲王奕䜣奏请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聘请外国教习,招取科甲正途出身的京内外官员,包括进士、翰林院成员等入学。这一要求改革传统教育和文官体制的主张,被保守派视为离经叛道之举。

当时,顽固派内呼外应,满朝上下集结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此间正入值弘德殿的翁同龢,应顽固派急先锋倭仁之请,与徐桐等协助修改奏折,甚至在倭任受命总理衙门上行走后,又建议他请太后收回成命,劝其不要到总理衙门任职。

在这场争论中,翁同龢看似并未直接卷入,但他与倭仁应声附和,对奕䜣等人的洋务主张明显持有不同意见。当时的翁同龢对西洋新学知之甚少,其思想倾向与倭仁等守旧官僚见解并无二致。

这其实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在变革时代认识不足导致的正常反应。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展开,翁同龢给与的关注却越来越热心。

1873年到1889年他先后两次赴沪参观,通过对江南机器制造局、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企业的实地考察,他为此深感眼界大开,增加了对引进西艺西技的理解。

他和丁日昌相交,支持郭松涛出使英伦,扶持轮船招商局,与文祥、左宗棠、张树声等多有交谊等,都说明了他对洋务事业有了日益开明的态度。

尤为注目的是,1889年2月翁同龢向光绪帝进呈的《校邠庐抗议》。这部由冯桂芬结集于1861年的论著,总40篇,提出了公黜陟、汰冗员、许自陈、易吏胥、省则例、兴水利、改土贡、筹国用、收贫民、改科举、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等主张,被视为洋务运动的精神论纲。

1889年2月,翁同龢在养心殿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谈及洋务时,认为:“对此第一急务,上宜讲求,臣前日所进冯桂芬《抗议》内有谈驭夷数条,正是此意。”

当年12月25日他道:“看《抗议》,昨言此书最切时宜,可择数篇,另为为一 帙。今日上挑六篇,装订一册,题签交看,足征留意讲求,可喜。”

他抄录成册后送呈光绪,则时其中汰冗员 、许 自陈 、省则例 、改科举 、采 西学 、善驭夷等六篇,将改革思想灌输于年轻的光绪,并引导他走上变法图强之路。

1895年,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真正促使翁同龢思想急剧转变的契机,也正在这个时候。

对此前坚持主战的翁同龢来说,目睹战争以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无疑使她陷入创巨痛深之中。跳跃签订前,他就“自念以菲材而当枢要,外患日迫,内政未修,每中夜彷徨,憾不自毙。”

战后,翁同龢有感而言:“士大夫立身不能济天下之变,徒以区区苟免为幸,亦可耻矣。”他认为“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事实上,早在1895年初他就与盛宣怀、伍廷芳等一起共商“自强善后之道”。

作为战后督办军务处的会办大臣,翁同龢积极倡议兵制改革,主张裁撤旧军,编练新军,一次为雪耻自强之首要。同时,他又竭力支持、拨款赞助盛宣怀于1887年在上海开办中国通商银行督办芦汉铁路,一次捍卫国家权益。

以1895年春“公车上书”为标志,一场颇有声势的政治改革运动跃腾而起,宣传变法,讲求维新为群趋所向的社会风尚。“望治心切”的翁同龢虽已年过花甲,但给门生的信中说:“试想今日不行变法,又有何术以挽危亡?”

在翁同龢的努力下,以他为首的帝党中坚力量,与维新志士互相推引,共商变法事宜,结成了携手合作的政治同盟。

以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为取向,以关涉国计民生的实学为依托的儒学经世传统,包含着忧患、变易等关注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的思想潜能和动力,尤其是在民族面临危机乃至深陷危机之时,就会产生革新社会政治的愿望,这就是有担当的儒学士大夫们的天下家国精神。

翁同龢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想做的事情,尽管都以失败而告终了,而他本人在实学上面,所能体现出的价值有限,但是他一直都在世界潮流变化中,试图找到那条可以“兼济天下”的路。

虽然今日儒学已经不是时代潮流的主题,但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家国情怀,无论是那个时代,都有其积极向上,令人动容的一面。

如何评价康有为这个人?

康有为,大家上中学时,历史教科书上记载他的是“戊戌变法”的关键人物。120年来,他给我们所留下的历史形象还是相当正面的,不过,近些年来许多专家对各类历史资料研究后才发现,其实,康有为并非历史所记载的那样正面,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小人。

康有为出生于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广东南海人,青年时期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但从未考中。1886年,28岁的康有为在广东参加乡试,结果还是未中,相比他以后的学生梁启,11岁成秀才,16岁中举。

康先生真是无底自容了。正常的科举之路,康先生认为自己可能走不通了,于是剑走偏锋,走个人IP网红路线,靠写书扬名。

其早期的著作《康子内外篇》,核心内容是强化愚民政策和君主专制,完全的皇权卫士面目。

而其后来所著《万身公法书籍目录提要》《实现公法全书》等等,则全盘否定了中国的传统宗法制度,设计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制度,他死后出版的《大同书》更是将这一思想推上极致,充满了狂想主义者的痴人说梦。

1888年的康有为,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思想者中最为激进的,可这种激进却是充满投机、疯狂与无知。

他在北京四处给各类高官写信,攀富贵,百般恭维,除了曾任驻英国公使的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与其见面,其他人都对此置之不理,不过尽此一事就成为其以后四处宣扬的资本。

后来,他又试图一鸣惊人,直接给光绪上书,也就是在1888年底的写出了当时的网红爆文《上清帝第一书》,文中既提倡了所谓的“变法”,又力图迎合保守派避免反感,与洋务派划清界线。

只可惜由于某些原因,其文并未达到光绪手中。但康先生敢以布衣身份向天子上书,也是在当时算是异类,瞬间出名成了网红,慕名追随者无数。

后来,1895年甲午战败,网红康有为又联名上千学子搞了所为的公车上书,搞了一张历史上有名的合照,即康有为、梁启超与光绪皇帝合影留念。

不过,后来被专家学者鉴定为PS合成的伪造,这其中除了康有为被光绪接见了十几分钟外,梁启超终身未与光绪谋面。

不过因为当时信息的闭塞,康有为又是网红大V光环加持,搞舆论宣传的好手,他借此PS合照在报纸上刊发后,瞬间为其赢得了不少政治资本,出名后的康有为四处讲学,全国讲学,可能也是因为旅游花了不少钱,所以他在上海游学时,到妓院的嫖资就不够了。

那时候大约是可以赊欠,反正康有为就拖欠了很多妓女的嫖资,于是人家就各自找了家里的女佣人去康有为住的客栈讨要,堵在门口,最后康有为急得没办法,还是追随者给了银子才得以脱身。

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逃到日本,留亡海外近20年,直到清朝灭亡才得以回国。

不过,因为其虚构手中有皇帝的“衣带诏”,流亡时期的小日子也过十分滋润,一生共娶妻纳妾6人。

在1919年,年过花甲的康有为在西湖边娶了18岁的渔家女张光为第六任姨太,年龄差43岁。他曾在发行的书中强调要施行一夫一妻制,自己却妻妾成群,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文山历史名人?

方玉润字友石,亦作幼石、黝石,自号鸿蒙子,云南文山人。他生于清仁宗嘉庆十六年(1811),死于清德宗光绪九年(1883),时年七十三岁。清朝初年,其始祖方承宗迁徙云南,开辟庄园,居于宝宁(今广南)。其父方凌瀚,字振鹏,号北溟,年二十七入郡庠,以后应乡试十三次均不第。方玉润是长子,少聪颖,故“督责愈切”。但玉润从二十二岁入县学后,应试凡十五次均不第。咸丰五年(1855),方雨润著《运筹神机》,投笔从戎。同治三年(1864)夏,以军功铨选陇西州同。自幼嗜学好古,饱读经书,廪膳生,擅长书法。清咸丰年间曾为僧格林沁幕僚,写下《运筹神机三略--论智、守、战》和《平乱策》等文,深得僧格林沁赏识,主动为之作序,赞扬他“冥心孤注,所得独多”。方先后在州城、长宁驿租房而居,在官十八年,公务之余,著书讲学。被誉为“清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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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图南(1899-1994年),云南文山人。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师大教授、西南文教委员会主任、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民盟中央主席等职。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楚图南就在校办的《史地丛刊》《教育新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了美学、心理学、教育学、民族学等。当时正值“五·四”运动时期,楚图南有机会读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文章,并直接接触了李大钊。以后,就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办起了《劳动文化》小报,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熏陶。楚图南是由云南考入的官费生,按规定毕业后必须回到云南敬恭桑梓。楚图南于1994年4月11日逝世,享年95岁。

陶绍文(1956-12~1979-2-20),男,苗族,中共党员,云南省马关县小坝子公社半坡大队人,中国人民解放军11军31师91团9连8班副班长。出生农民家庭,家庭贫寒,初小文化。1979年2月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壮烈牺牲。安葬在金平县烈士陵园。7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那天的日记中写道:“党的要求就是我的理想,祖国的召唤就是我的方向,英雄的事迹就是我的榜样。”在越南侵略者不断向我进行武装挑衅的日子里,他多次向党支部请求参战。他在请战书中写道“……越南军队的枪口转向我们伟大的祖国,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了,请党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我一定勇往直前,献身祖国,不消灭敌人不下战场!”

刘祖武(1886-1922)-云南文山历史名人,1886年生于云南省文山州砚山县阿猛,字希周,号继之。刘祖武是滇军将领。1904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参与创办云南讲武堂。辛亥革命时参加云南重九起义。后历任云南护国军梯团长、代理云南督军、云南省代省长等职。1922年2月因患白侯症病逝。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光绪三十二年回国,任云南讲武堂教官。云南“重九”起义时,刘祖武受命会同友军攻占五华山和军械局,发挥了重要作用。1912年,护国讨袁前夕,刘祖武任滇军第二师师长。1922年2月因患白喉症病逝。

如何评价张之洞和李鸿章这两人?

谢邀。

个人觉得,李鸿章比较务实,而张之洞虽然是所谓的清流派,可是清流派往往比较注重自己的个人名声,而显得有点滑头。

首先来看李鸿章

李鸿章,男,享年78岁,安徽合肥人,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在很多人看来,李鸿章一生签订了很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卖国贼之名实至名归。可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李鸿章的一生,实在是无奈的一生,一代名臣生于乱世,尤其是在这种历史的大变革时期,有许多的事情都是由不得他的。倘若他生于盛世,必然是功成千古,流芳百世。

有时候,我们不能因为某件是而全面的否认一个人的一生。谈到李鸿章,就不能不谈他所签订的《马关条约》。现在,我们来通过这件事情来看看李鸿章这个人。

在甲午战争后,中国战败,清政府便想求和。派了人去日本那边,可是日本方面觉得中方派的人不够格,指名要李鸿章来,于是光绪政府便只能派李鸿章了。

在1895年2月22日的朝会中,光绪帝让李鸿章与众臣议论媾和之事,李鸿章坚决反对割地。李鸿章声称:“割地则不行,议不成则归耳!”其后李鸿章又拜会各国公使,乞求干涉,但均无结果。李鸿章见割地已成定局,便于3月2日就割地一事上奏皇帝,要求“面谕训诲”,非要从光绪帝口中得到明确的割地的授权不可。光绪帝无奈,只好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

为什么李鸿章要争谈判的全权代表呢?很显然,李鸿章深知道这是一个不讨好的差事,这是要在史书上留下骂名的啊。所以在这件事上,他想尽量的按自己的心意办事。

谈判刚开始日本方面狮子大开口,要三亿两白银。而李鸿章就一直不答应,他还是要尽量的为中国争取一些权益。后出现刺杀事件,李鸿章被刺,日本方面松了口,决定少要一个亿。

而在签字前,他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尽管签字已成定局,可是他还是要尽量的守住中国的尊严。

此后,他以此为耻,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在呼呼悠悠地海面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

年少不知李鸿章,长大方知真中堂。

1896年李鸿章访英(实为访美),受到热情款待,李用手抓鸡,大家愕然,出于尊重,也学样。从此,英国人吃鸡不必拘泥于刀叉。同时,天天西餐使李无胃口。于是他让厨师将西餐的原料和蔬菜和在一起,烧成了一锅大杂烩。扑鼻香味使英国官员们馋涎欲滴,忙打听是什么菜?答曰杂碎。李示意他们尽情享用,结果一个个赞不绝口。据说后来饭店的菜单上就有了“李鸿章杂碎”。

这说明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风俗礼仪,无高下之分。李鸿章作为一个中国使臣,在桀骜不逊的日不落帝国人面前,没有卑躬屈膝,而是巧妙地宣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饮食文化。而影响至今,不得不说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观念。

其实,仔细去了解李鸿章的一生,便会明白,李中堂并非如同传言中的那样。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位身不逢时的人,却不能一昧的去负面评价他。

正如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一样: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

附上李鸿章在临终前写的一首诗。

咱们再来看看张之洞。

其实大家对张之洞的评价都不错,可是,白中有黑,没有真正的完人。首先说明一下,我并不是要黑张之洞,我只是想告诉各位,看人并不能看表面,而要看骨子,有时候,以假乱真真不是偶然才能发生的事,时间往往会把许多的真相为虚假的信息所掩盖。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又是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1]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出生于贵州兴义府,祖籍直隶南皮。

他的介绍就简单说一下,因为介绍相当于一个人的履历或者名片,只能代表一个人的表相是怎样的。可是,真的要评价一个人,看介绍仅仅只是一个开胃菜罢了。

个人觉得,张之洞是一个做官的料,因为他明白为官之道。其实,在个人看来,真正的为官之道,并不仅仅是有怎样的爱民之心,一心为民,真正的官宦是懂得如何在朝堂之上应付自如,也就是一个“巧”字。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为官一任,就得时时刻刻为百姓谋福。我承认这一点,为官必须心系百姓,可是,如果连自身都保全不了,谈什么为民谋福。像海瑞吗?海瑞确实令人敬佩,可是他生在了一个相对较好的时代,崇祯也并非昏庸之君。可是,慈禧呢?

所以我说,为官重在一个巧,遇到开明的老板,肯定得像魏征那样直言不讳。可是,遇到不好说话的老板呢?就得夹着尾巴做官了,只有先安生立命,才能更好的老成谋国。所以我说,张之洞做官就是如鱼得水。

而且,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张之洞确实也干的不错,在武汉改革教育、振兴实业、兴修铁路等等这一件件干的都挺不错。可以说,武汉的工业基础都在张之洞任内搞上去的,而慢慢的成为长江经济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种种,皆可以说明张之洞是一个好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可是,读历史往往是读人心,评价一个人也需要从多方面的角度来看。

有时候,滑过头了也不好,搞滑头也需要看看时机,否则便很容易成为自己清名的败笔。

拿一件事来说吧。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朝廷里有很多人弹劾张之洞,说他支持变法,但最终慈禧没有追究他的罪责,按理来说,这是好事,可是深究原因,便可得知一二。

《清史稿》记载:“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也就是说,慈禧发动政变前,张之洞写了《劝学篇》,慈禧看了后,就决定放了他。

政变前夕,张之洞得到消息,便立刻让自己的儿子将《劝学篇》紧急刊发,并且给在京的官员每人送一本。

可是,为什么《劝学篇》就能让慈禧放过他呢?这就要看《劝学篇》的内容是什么了。

“何以民权有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劝学篇》

张之洞认为,如果提倡民权,给老百姓权利,那些愚民、乱民,必定会很高兴,那他们就会作乱,破坏等级纲常。他这些观点,已经是在直接反对变法了。

现代语言学大家周有光先生,直接了当地说破了实质: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就是“专制为体,枪炮为用”。

看到这些,慈禧肯定高兴啊,觉得这张之洞还是和自己在一条船上的,于是就放过他了。

可是,从那个大时代看,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也就是说,张之洞为了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决定剑走偏锋,迎合统治者慈禧的。可是,他当时也明白,光搞洋务是不行的,政治的根子已经腐烂了,可是,他明白这个道理却不作为,甚至镇压开明的变法者,这一点实在是人生中的败笔。

张鸣先生曾评论过张之洞说: 关键时候,张之洞不惜用变革者的血,洗刷自身的名节。但是如果朝廷昏到了让他白白去送死的关头,那他还是会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放在第一位。显然,这是所有处事精明者的共同底线。

所以说,张之洞的脑子里仍然还是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的意识。当没有触碰到自己的利益时,他会勤勤恳恳,为国为民,博得一个好名声。可是当触碰到自己的既得利益时,他会选择先去维护自己的名声,毕竟,那个时候的读书人总是死要面子的。

我想,李鸿章与张之洞最大的不同,便是在这吧。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欢迎下方积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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